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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时代的规训与区分

更新时间:2020-04-23 14:43点击次数:字号:T|T

  :本文以时行的健身运动及国内某健身软件为切入点,在回溯福柯规训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埃利亚斯(NorbertElias)的文明化研究与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的消费研究的理论,力图在移动互联社会与消费社会双重发展背景之下一种新的身体规训机制的形成:一方面是外在规训的升级,包括流动性与可见性的空间策略、线性与节奏化的时间策略以及知识化策略;另一方面则是有别于福柯所讨论的一种积极的规训的形成。健身作为一种独特的消费实践,促使实践者在追求区分地位的同时,也实践着新的规训,符码操持、时间消费、炫耀、书写是其核心内容。此外,随着移动互联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断渗透,身体规训的时空界限逐渐消融,的微观分布正在转变为一种日常分布。

  狭义的健身是指一项借由力量与有氧训练以实现减脂、增肌、塑形等目的的运动,作为舶来品,它传入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徐伟,2013),但直到近年来才在国内逐渐形成风潮。

  如果暂时忽略健身运动与体育运动在一般意义上的差别,仅从中国现代体育是以晚清时期的民族危机为发端这一点来看,这就使得中国体育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非常明显的印痕,早期新式学校中以体育方式对学生身体所进行的种种形塑,都蕴含着将“身体国家化”的强烈意图(邵晓军,2014)。1949年中华人民国成立后,体育运动的推广同样与人民体质的改善进而与民族强健和国家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正是在1952年6月10日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要旨所在。之后,国家对大众体育的全面干预才有所减少,且逐渐转为政策性的引导,于是有了《全民健身条例》(2009、2016)、《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等文件的相继出台。究其原因,市场经济和工具的逻辑逐渐代替了以往国家权威和价值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身体所附着的、神圣、崇高、伟大等一系列符码趋于消解,而更多地被赋予了生活的内容(赵方杜,2010)。这一身体由神圣向的回归,反映在体育领域便是健身作为一项大众体育休闲方式登场。

  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域外健身文化带着先进生活方式的标签、依托体育产品和体育赛事的营销逐渐走进国内并辐射其影响,加之2008年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等重大赛事的成功举办和申办,的运动热情包括健身热情被极大激发,“好身材就是好衣服”“身材好、气质佳、魅力大”等一时成为共识,健身参与的推动力量逐渐由外向内转移。在阶层分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健身也似乎成为了中产阶层、精英群体的生活方式与身份标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或被动地,人们投身甚至于健身,成为一种超出既有的体育运动研究或健身运动研究乃至传统的身体研究的新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为时下的健身热潮增添了一股新动力,手机健身软件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健身产业由线下向线上迁移,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Keep正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代表。1如果说体育政策的转向有意弱化了国家对于健身的直接监督,健身软件的出现则进一步取代了实际健身过程中的教练员角色,健身场所更是由健身房扩大到日常生活空间。在诸如此类的转变之下,健身者的热情非但没有消退,反而变得更加踊跃,这是既有的身体研究特别是规训研究尚未太多涉及的领域。为此,本文试图以健身运动及Keep健身软件为切入点,尝试回答下列问题:首先,在技术快速变迁、传统监督式教学手段阙如的情况下,健身实践中的规训机制是否仍然存在,或者说发生了哪些改变?其次,健身者踊跃的热情、对健身的高度认同和高度投入是否可以用内在的规训来加以解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规训具体是什么?最后,推而广之,信息化时代的移动互联技术是否在助推一种新的分布建构?

  健身于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这与身体在当时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的知识语境中所受到的重视密切相关。用黄金麟(2006:42)的话来说,这种朝野同声一气、试图以身体作为国家前途的基础,使身体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受到严肃的凝视,具体到体育领域便是各式体育课程与项目的引入。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健身运动之父”赵竹光等人有鉴于国衰民弱,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健身组织——沪江大学健美会,并译介国外健身书籍,以此向普通国民推广该项运动,呼吁健身以自强(赵犇,2015)。至此,健身运动开始传入中国社会。然而遗憾的是,健身在1949年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体育,停止下来,直到后才逐渐恢复(赵犇,2015)。近年来,随着健身热潮逐渐高涨,产业和资本纷纷摩拳擦掌,寻找切入点,健身APP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研究者视野的。

  研究健身或体育问题,需要先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即身体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被社会学家搁置一旁的。如果说身体的、经济价值是在工业后伴随着生物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而被逐渐认识的,那么它的社会价值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口老龄化、女性主义运动、身体消费化等现象日渐突显才逐渐引起社会学家的重视(布朗宁等,2004:529-530),社会学的“身体转向”由此发生。

  作为“身体转向”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福柯借鉴了尼采的谱系学方法,以身体为参照,重新梳理了人的历史,发现身体的历史正是被规训与的历史。规训的手段并非,而是一系列细致精巧的身体技术。这种“身体技术”的概念来自莫斯,他认为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通过训练获得为社会所承认的各种身体技术,从而表现并与他人交往的过程,这些技术包括儿童时期学习走,青少年时期女性的礼仪训练,成年时期的奔跑、舞蹈、驾驶等(莫斯,2004:301;文军,2006;林晓珊,2013)。福柯深受莫斯的影响,发展出自己的技术分析,认为规训凭借空间分配、编码活动、层级等策略,造就出“驯顺的”,以满足社会中不同生产环节的需要。

  规训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拓展其边界,从向整个社会蔓延,其影响了包括学校中对知识的生产、医院中对健康的生产,等等。体育作为身体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之一,自然也成为规训运作的合适场域。众所周知,体育运动在具有身体性的同时,也并非一种动作的行为,而是有一定的规则、规范作为(孟献峰,2011)。同时,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落差,教师可通过一系列的动作示范与要求,对常常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学生加以规范,长期的动作积累最终使学生形成了“带有符码标识的规训”(高美琼、李洋,2013)。以福柯为代表的体育文化研究旨在解释现代知识的增长和身体之间存在的消长(熊欢、张爱红,2011),这大体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有学者认为,体育制造并规范了所谓的“运动员身体”,“运动员身体”被认为是特殊的身体,它象征着健康、强壮、富有纪律性以及生产力强等(Cole&Orlie,1995),因此,体育被认为是现代纪律的一种代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了现代科学话语对于人体的异化与扭曲,他们认为,正是医学对人类身体生物性的表述使得正常的体育锻为现代科技话语体系的附庸,从而沦为受的客体(Pronger,1995),训练的方法、标准等都被了一套严格的规范。

  健身作为现代体育的后起之秀,无论从支撑它的学科话语体系(如生物学、运动科学),还是从它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而言,都与其他的大众体育项目高度一致,由此,健身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规训的场域。有学者通过与观察法对健身房中运转的规训机制进行了剖析,认为健身房借助各种规范化的手段、全景敞视的空间以及监督者——健身教练等要素,集中地对身体进行规训(钟洁,2009)。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的规训机制研究中,无论是对医疗机构的分析,如对自愿戒瘾中心的考察(,2012),或是对学校的关注(唐小俊,2016),抑或是对健身房的调查(钟洁,2009),都停留在对福柯理论的直接继承上,换言之,在福柯那里出现过的规训策略在其后的研究中又被不断复述,例如,构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对日程表的强制安排、对的编排分组,等等。由此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一个问题:当健身实践由健身房向日常生活空间迁移时,全景敞视的场所不复存在,教练等监督者退场,用户可以通过软件选择课程或搭建社交网络,在诸如此类的变动之下,以往的规训机制还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是否发生了变化?

  客观地说,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更多是对各种外在规训策略的分析,所谈论的规训更多涉及强制性的制度设计。尽管福柯在描述“全景敞视”时也曾指出,由于不知道何时何地会被,囚犯就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生活状态中,久而久之会将外在的规训逐渐内化,形成对的(福柯,2003:225-227)。但此种意义上的并不属于真正的规训,笔者在此使用规训一词意在指明下述现象,即行动者在摆脱强制的情况下,出于某种积极的意愿,主动接受和学习有关身体的规范话语。健身软件用户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Keep平台上不难发现,许多健身者不仅把健身当作一种运动,更视之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其展现出的对于健身的强烈和高度投入又该如何解释呢?由此引出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即健身者主动学习运动知识、打卡甚至因为缺席健身而心生,其内在动因何在?

  事实上,包括健身在内的大众体育的兴起首先依托于消费社会的诞生,闲暇时间与消费能力的过剩使得普通人也有机会从事体育、旅游等文化休闲活动。而在选择休闲活动的过程中,大众传媒的引导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中健康、美丽、快乐无疑是出现最多的用语。正如贝克(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161)所言,在个体化社会中,照顾和个人的健康成为人生轨迹中的一环,要使一个人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出人头地,就必须保持一个好的身体。与此同时,在过去的20年里,预防医学的发展在体育锻炼与预防疾病之间建立起了比较广泛的联系(赵歌,2016)。换言之,一个病患的人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抱怨运气,更负责的做法是对自己平日里的作息、运动、饮食等生活习惯进行全面的反思,切实担负起“照顾好自己”的责任。健身正是作为一种健康管理的日常策略而凝聚起庞大的性资源,继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推崇。

  除了健康,美丽也是现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承诺,与前者类似,科技的发展使得“美丽”也成为每个人应承担的义务,各类护肤品、理疗仪器、微整形手术的出现为普通人达致大众传媒所描绘的“完美面孔”提供了可能。“颜值”的判断标准进一步扩充,除了看脸还要看身材,于是健身和化妆品一样成为履行“变美义务”的重要手段。在德波(GuyErnestDobord)对景观社会的分析中,资本家借由传媒、广告等方式了大量的符号意象,而大众消费者则沉醉于符号堆砌而成的景观世界,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张涵,2009)。健身者正是由于受到大众中出现的“理想身体形象”的,产生对身体的不满,继而萌生了健身的意向。通过健身,人们勇敢担负起了身体形象的,把衰老、肥胖和病患等作为现代性的予以剔除。

  除了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对人们造成的健身压力外,健身本身也可能作为一种呈现,帮助克服个体的不安全感,特别是现代社会人们潜在的性别不安全感(genderinsecurity)。放眼当今工作场所,脑力劳动的拓展与办公室文化的兴起削弱了肌肉在生产实践中的价值,培养出许多身体虚弱的男性白领。由此,为了抵御娇柔气质(effeminacy)的“入侵”,越来越多的男性倾向于把锻炼肌肉作为建构男性气质的重要手段(Turse,2018)。同样,女性也有充足的动机将健身视作解构身体领域中男性霸权的抵抗手段,女性健身者通过肌肉化的身体挑战着传统社会关于女性身体脆弱性和自限性(self-limiting)的定义(Bunsell,2013:11-12)。在性别因素的讨论之外,还有学者试图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健身社群的动机进行分析。许多人把健身看作一种源于低自尊和不安全感的亚文化现象,认为个体向外部世界展现力量是为了补偿其较低的评价,对于那些曾有过被霸凌、被羞辱等经历或有明显身体缺陷的个体而言尤其如此。健身者的不安全感还体现在对于外部世界与人际关系的不信任,而健身运动的个人化特征则恰好可以抵御这一特殊的心理倾向,强健的肌肉仿佛一个的堡垒,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安全、的空间想象(Sault,1994:82-87;Wolke&Sapouna,2008)。总而言之,健身不仅可以带来力量的明显提升,尽管其在社会分工中的实用价值已不如以往,但重要的是可以为个体注入一股强大的心理力量,以缓解其由于性别、生理缺陷、创伤经历或社交障碍等原因所导致的不安全与焦虑感。

  区别于上述讨论,格拉斯纳(Glassner,1989)则认为,健身热潮只有被视作一种后现代的文化现象时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解释。以“为了健康的健身”为例,所谓预防医学的兴起恰恰出传统临床医学体系的局限与无力,人们开始意识到不能依靠药物来预防死亡,正如大多数心脏病发作患者在得到医疗救助之前就已经死亡。由此,健身在社会被当作了从令人失望的医疗机构以及现代社会常见的、有压力的、久坐的生活方式中解救出来的方式。同样的,当我们谈论“健身的美学体验”时,如果只着眼于身体解剖的几何与形式之美,则仍未脱离现代性的窠臼。以健身视频的生产为例,拍摄一节课程往往需要耗费数天时间,角度校正、音乐配合等都需要大量的后期加工,甚至所谓“班级”也是分开后再拼接而成的。因此,与其说“图像是对真实的拷贝,不如说真实源于对图像的拷贝”。至于那些健身设备,也不外乎是纯拟像(puresimulacra),正如真正热爱划船的人不喜欢“划船机”,2“动感单车”3也与真正的单车相去甚远。由此,当代健身运动的兴起也呼应着鲍德里亚的所谓拟像社会的来临。

  格拉斯纳还指出,作为后现代文化实践的健身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从现代性继承而来的许多二元对立范畴,如与身体、内体与外体、男性与女性。在米德(G.H.Mead)那里相区别的(self)与身体(body),到了健身实践中则开始变得界限模糊,这主要是源于大众传媒对身体图像的过度使用。人们在与图像的不断对照中逐渐把身体等同于,进而通过塑造身体来找寻。至于许多大公司出于节省医保开支、提升公司形象的目的而为员工修建的价值不菲的健身设施,则进一步和人们关注身体的。与身体的统一,还可以理解为外体(outerbody)的光彩夺目与内体(innerbody)的生理与心理健康渐趋融合。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化妆品、服饰等美化形象的手段还与内在的健康无关,甚至可能招致的非议,直接身体的健身则促使二者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境地——改变外在同样是为了服务于内在。至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区分,同样在当代健身中渐趋模糊,无论男女,健身者往往依照同样的健身目标,运用同样的健身手段,摄入同样的健身辅食。以至于如果去浏览两位健身有成的男女的照片,往往会有一种性别区分消失的之感。有学者(Obel,1996)将此视为一种积极现象,认为健身运动对于传统的性别分类的,使得身份识别工作显得复杂而模糊,从而有利于崭新的身份认同的发展。

  综上所述,健身具有后现代性的诸多特征,尤其表现在对现代性诸多二元范畴的消弭与糅合。但健身毕竟是现代性的一种产物,无论是健身专家的技术话语霸权,还是运营商的单向信息采集,都使我们无法忽略健身实践中的议题,无法忽略身体规训的主客体之间依旧不平衡的关系。

  回顾既往研究,学界对于健身的探讨大致呈现如下特征。首先,健身与体育运动(广义上的健身)往往被合并讨论,在研究对象上失之宽泛,缺少对于健身的专门剖析;其次,大多从女性主义和规训理论出发,着重讨论健身中的性别规训问题(陈静姝、闵健,2014;熊欢,2013;万一春,2015),但恰是这些有关性别规训的大量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和替代了对于健身规训一般机制的挖掘;最后,关于健身动机,呈现的解释多适用于特定群体,如按性别划分的不同健身者或是有特定心理创伤和心理需求的部分健身者。而余下的研究则主要从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出发进行解释,但又存在不足:无论追求健康还是美丽,都不限于健身这一种方式,那么健身是如何脱颖而出甚至掀起热潮的?可见,有关健身者的内在动力机制依旧需要更为深入细致的阐释。为此,本文以健身运动及健身软件Keep为切入点,尝试对移动互联时代健身的外在规训策略和健身者规训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析。

  在讨论健身软件这一新兴事物之前,可能会质疑:对健身者来说,许多专业器械只有在健身房才能找到,那么软件在健身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会被高估?事实上,通过浏览时行的健身软件不难发现,各类软件中的课程设置多以徒手训练4和简易器械健身5为主,这恰恰属于对场地与器械依赖较少的健身类型。而据美国运动医学会(ACSM)每年发布的全球健身趋势预测排行榜显示,徒手训练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在诸多训练项目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可穿戴技术。徒手训练与简易器械健身因其简易、实用等优势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健身者的身体型塑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据此,我们可以更有底气地展开下文的分析。

  在福柯的分析中,空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是对“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的说明(福柯,1997:205)。无论是建造病院来隔离正常与异常,还是通过全景敞视来驯服,实质上都是空间的再生产,并且这一生产过程日益需要知识的护航。于是,得益于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规训的空间策略也经历了新的调整,变得更为隐蔽和高效。在Keep借助移动互联网搭建的健身场域中,新的空间策略可以概括为两点:流动性与可见性。

  在福柯那里,规训的场合更多是一种闭合的空间,毕竟只有先病人待在病房、学生待在教室,身体的规训才能得以展开。然而对健身软件用户来说,场地选择变得更加灵活,无论身处卧室、公司还是公园,健身都可随时进行,规训空间的封闭性在此受到挑战。那么,流动性与性的出现是否打破了的,或是又构成了一种新的空间策略?

  其实,封闭性从来不是空间策略的终极追求,“‘封闭’原则在规训机制中既不是的……这种机制是以一种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来利用空间。它首先依据的是单元定位和分割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而每一个都有一个人”(福柯,2003:162)。因此,与其说规训需要一个封闭的空间,不如说彼时的人们尚未掌握好在空间中“定位个体”的技术,为了对日益增长的人口更好地实施监督,避免其流动可能造成的混乱,才会出现对于空间封闭性的强调。然而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定位个体变得非常简单,在安装Keep软件时,系统会询问用户“是否地理权限”,一旦选择同意,用户的空间和轨迹就在了软件的中。基于对用户地理信息的掌握,Keep会提供各种LBS功能(LocationBasedService,基于的服务)。以“运动热点”功能为例,它会根据用户的活动轨迹和频次,为用户提供住所附近的热门健身地点,促使健身爱好者在现实中,或者是为用户推荐同城的健身者,并自动注明各自喜欢的健身项目,以推动有共同健身需求的人们建立社交联系。随着手机移动服务的全面普及,再加上日常生活进一步的碎片化,主体实践的移动性愈加活跃,空间关系的搭建与重组呈现一种流动化趋势(,2014)。但吊诡的是,规训并未因空间的流动而失效,反而借由个体的流动向其私生活领域延伸,这一点可以从的调查报告中得到证明。6原本在健身房中完成的事情,现在被复制到了卧室、办公室、公园等碎片化的空间,使得规训的空间被无限延展,进而在个体之间搭建联系,在健身者的日常生活中继续着空间关系的重构。

  与空间的流动性紧密相关的是空间的可见性,“定位个体”的技术本质上就是一种观看,是对用户地理信息及其空间关系的浏览,但倘若仅仅如此,则并没有超越“全景中观看与被观看的单向监督机制”(福柯,2003:225-227)。事实上,“观看”的方式、功能和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具体来说,由以往的全景——即少数人观看多数人,转变为全视——多数人观看多数人(Rosen,2005:11)和对视——多数人观看少数人(Mathiesen,1997),对“空间可见性”的利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就“全视”来说,如同我们在移动社交中看到的,人们不知疲倦地更新状态,过度地分享着自己的、行为、心情甚至一切私密的话题,在观看他人的同时,也在别人的目光压力下本能地调整着自己的网络状态(,2014)。Keep中设置有同样的“社区”版块,用户间可以相互浏览对方的健身动态,可能是一张大汗淋漓的照片,也可能是一段勉励自己的感言,“观看”的由全景中的下放至每一个普通的健身者,向那些身材走样或懈怠偷懒的健身者投去审视的目光。而所谓“对视”指的是消费大众沉溺于出的各类理想人物形象,在模仿追逐的同时也在不断各种审查,就好像许多明星粉丝难以接受偶像在真实生活中展现出的琐碎、的一面。具体到Keep,它在“社区”版块中开辟出名为“达人”的子版块,各类健身达人和专家学者由此成为这一社区网络的核心,平台会不定时推送由达人、专家撰写的经验文章或领衔的线下活动,而运动达人也会精心书写“运动日记”,分享体会,给每个关注者树立起理想的参照。

  不论健身达人还是菜鸟,不论性别或年龄,每个用户都被卷入了观看与被观看的透明空间之中。而空间的流动更是加剧了这种观看的形势,各类生活场景都可能被健身征用。由此,日常生活的空间以健身的名义向社会敞开。

  在福柯的规训分析中,创生性是其核心概念,他以学校为例对此进行了解释:把学生的学习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并用等级考核来区分这些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分别制定一个由简到繁的教学大纲,最后根据学生在这些系列中的进度来评定他们(福柯,2003:179)。在Keep的健身教学中,同样能发现这种“创生的筹划”,即对动作/姿势的编码、分级以及暗含其中的线性时间策略。

  Keep中的“动作库”版块包含了由简到繁的各式动作,不仅对每个动作的拆解步骤、运动细节等都有详细的文字、图示以及视频说明,还“贴心”地标注了难度评级。举例来说,从相对基础的手臂和颈部动作(作为复杂动作的前置准备),到2星动作“宽握哑铃划船”,7再到3星动作“杠铃俯身划船”,这种循序渐进的教学思想正是福柯所谓“创生的筹划”。此外,不同难度的动作又组成了相应的健身课程,因此“创生性”策略又进一步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中:如“初级燃脂”“户外综合能力初级”“分段跑?零基础起步”等课程明显是为新手准备的,“分段跑?进阶燃脂”“跳绳HIIT高级版”则属于进阶课程,只有在完成上述课程的基础上,才能考虑“Burpees挑战”或“斯巴达勇士备战训练”这样的高级课程。连续活动的“序列化”使得有可能控制时间,并最终得到一种被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这是一种定向的、累积的社会时间(福柯,2003:180)。尤西林(2003)在介绍现代时间(以直线矢量为主要特征)缘起时曾提到过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正是因为机器的出现才使得产品的生产周期被无限缩短,并且克服了以往手工制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由此过去—现在—未来的单向线性才能在现代人的时间意识中突显。其实,健身者的训练过程毋宁说就像一个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每个课程对于动作和时间都有严格的。如果说动作的标准化了产品(身体)的规格与质地,时间的标准化则把健身中耗费的时间为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原本、随性的体育活动被规训为对“理想身材”的标准化生产,原本复杂多变的“生命时间”也被单调匀质的“劳动时间”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Keep不仅指导“如何运动”,还对如何休息放松给出了清晰的(如合理的休息时间与正确的热身方式),旨在帮助健身者避免运动损伤。事实上,正如机器需要定期,健身者也需要适当的休息作为缓冲,积蓄体力只是为了让工作更加长久。这种工作与闲暇之间的时间安排,呈现为一种“节奏化”的时间策略,表面上推崇闲暇与,实际却暗藏贬低,因为闲暇绝不代表任性而为。列斐伏尔晚年从节奏的角度出发,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性反思。在列斐伏尔看来,节奏化就是异化,节奏化的日常生活就是异化的生活,而身体则是节奏控制的主要承担者(关巍、张晓娜,2016)。节奏化意味着同质化,对身体而言是被了一种普遍、单调的社会节奏,失去了生命的更多可能,对社会而言,则意味着文化与文明个性的。“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生活节奏统一化了,都按照‘现代时间’节奏来安排,甚至节日也出现了统一化趋势,的圣诞节、情人节等正日益成为全世界的节日”(王海洋,2009)。这种节奏的强制从工作/假期的日程表一直延续到了健身/休息的时间表,无论生产还是消费领域都正同质化的。阿尔菲?伯恩(AlfieBown)在《享受吧:消消乐与资本主义》(EnjoyingIt:CandyCrushandCapitalism)中曾经指出,游戏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充当了一种的意识形态工具,通过游戏带来的短暂的放松过程,人们再次回到工作中去(申超,2017)。相较之下,健身在“帮助人们重返工作”上的作用甚至更为突出,毕竟游戏过度依旧会制造疲劳,而健身则真能塑造出完美的身体。

  除了线性时间与节奏化,对碎片时间的利用也是Keep的一大策略,在它的课程设置里不难发现“2分钟碎片减脂”或“Tabata4分钟强化燃脂”这样的课程。把散碎时间都利用起来,真正的闲暇就消失了,被纳入了线性时间的统一调度,只剩下出的所谓“休息时间”(黄金周或是健身中的间歇),作为对生产的补充性角色而继续存在。

  在福柯的—知识分析中,主体是核心。当然,福柯讨论主体的目的在于消解而非肯定其普遍的现代形象,这种兴趣产生于他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主体哲学的反思。在后者那里,主体就是具有的人,区别于疯人或是睡着的人。人不仅要具备,更重要的是要追求,以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刘永谋,2005)。于是科学就理所当然成为人的圣经,成为主体的生活指南。对健身者而言,无论是健身的功能和意义,还是健身的正确方法,都能从科学中找到解答。围绕健身的知识话语通过大众传媒向全社会,并在相互间形成竞争的态势,简言之,谁能提供更加权威的知识、为“主体”提供依凭,谁就能在健身市场的竞争中占得先机。Keep软件所取得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对于科学话语的规模性征用。相较于健身教练或医学专家的生理记忆,一个软件平台所能吸纳存储的健身知识无疑要远超前者。这不仅体现在健身课程数目与类型的庞杂,更体现在对于每一门课程可能涉及的所有运动知识都尽可能地涵盖:在课程开始前,对于该课程的功能类型、适用/禁忌人群、训练前准备、身体反应、热量消耗等均有详细的介绍;课程进行中,对于每个动作的步骤、细节、注意事项等也有详细的图文和视频说明;课程结束后,还能根据用户的反馈安排后续课程。

  除了课程本身,Keep还开发出饮食指南、运动能力测试、健身商城等不同的功能版块,从而构建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健身话语体系,把每个追求“科学健身”的用户都统摄其中。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在把人推至历史主体的同时,也给每个个体造成巨大的负担。由此,个体不得不学会将思考的部分甚至大量让渡出去,知识的生产变得更加集中而隐蔽,Keep软件背后的生理学家—解剖学家—健身专家的知识共同体由此得到确立。

  此外,健身话语虽具有整体性,却并不单一,单一意味着缺少选择,而在贝克看来,“主体”正是依靠现代社会琳琅满目的选择机会从而确认了“”的实现。用示例来说,在健身目的上可以选择减脂或是增肌,在锻炼的部位上可以选择胸大肌或是斜方肌,在健身午餐上可以选择中式的杂粮彩豆饭或是西式的全麦火腿三明治。8当然,这种是受到质疑的,因为选择仅是在Keep所提供的分类框架中得到实现,而后者又不过是解剖学(肌肉的分类)或营养学(食物的分类)在健身话语中的延伸。“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随着变得愈益隐蔽、愈益有效,受其影响的个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福柯,2003:216)。用户选取课程或饮食指南、收集健身资讯,看似,殊不知“医学的可能性和方式”(贝克,2004:109)早在一开始就为他们划定了的疆域。

(编辑:fun88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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